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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交替（みんしんこうたい）之际，中国发生了震惊东亚世界的华夷变态。许多明朝遗民不愿受清廷统治，被迫漂泊海外，朱舜水就是其中之一。明亡以后，朱舜水东渡日本，开坛传教，最后终老于日本。在日本，朱舜水的华夷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。本文以朱舜水居日时期的华夷思想为研究内容，概述其特征，探究其成因，并臧否之。
一、朱舜水居日时期的华夷思想
朱舜水，本名之瑜，号舜水，余姚四贤之一，明清交替之际著名的思想家、爱国者。1644年，满清入关，定鼎燕京，挟其得胜兵威，马不停蹄，南下鲸吞江南。值此国家危难之际，朱舜水蹈死不顾，以匡扶明室为信念，投身于抗清救国的大业。无奈斗争失败，朱舜水被迫东渡日本，直到生命的终点，也未再得踏足故国。
鉴于这样的时局形势以及这样的人生困境，居日期间的朱舜水，对自己的华夷思想进行了重塑。
（一）、朱舜水的日本观
细察朱舜水居日时期的华夷思想，变化最显著者当属其日本观。朱舜水不仅改变了古代中国人惯有的对日本的鄙夷之见，而且还对日本国家的发展前景有着极为乐观的预估。
古代中国人，特别是中国的精英分子，往往站在沙文主义者的立场上，视日本为夷狄之国，视日本人为夷狄之属，嗤之以鼻。迨乎有明一代，中国人在鄙夷日本人的同时，又对之深恶痛绝。因为他们受够了倭患之苦。然而朱舜水定居日本后，却对日本和日本人“另眼相待”。首先，他认为日本是个人杰地灵的国度。在给安东守约的复函中，朱舜水深情地写到：“贵国山川降神，才贤秀出，恂恂儒雅，蔼蔼吉士，如此器识而进于学焉，岂孔、颜之独在于中华，而尧、舜之不生于绝域？”其次，他觉得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是平等的，不应该有高下贵贱之别。在与奥村庸礼的交流中，朱舜水袒露心扉，称“不佞视贵国人如一家昆弟父子，尝怪周量窄意偏，尊中国而贬秦邦，岂足语于圣贤之道？”在答小宅生顺问时，朱舜水真情诚挚地回道“仆之视贵国为一体，未尝有少异于中国也。”最后，朱舜水又是满心期望日本“与中国世世通好，若汉赵之交”，而自己愿在“动关中国、日国千年之好”的外交事业中做牵线人。
在明代传统士大夫眼中，蛮夷是冥顽不化的。但朱舜水却对日本的前途有着极为乐观的预判，他认为日本尚“在勾萌初动之时，但当与二三贤智嘘息而滋培之。”以“滋培”日本为己任的朱舜水，遂在居日期间积极推进文教事业。他广收徒众，向他们分门别类地介绍古典中国的礼制、服制、官制以及学制。朱舜水对宋明以来的学术流变有着深刻的理解，因此在对儒家经义进行深度剖析的基础上，他又向他的日本子弟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，并点评其得失。明清之际，实学风气很盛，所以作为一个实学家，朱舜水在日本的文教活动并不局限于抽象的理论教育，他对日本学生也授以各种实用的技艺。朱舜水专长于建筑，他曾为著名的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绘过一幅工程图。依照这幅工程图，德川光国命人建成了一座金碧辉煌的神宫。朱舜水在此神宫兴修之际，担当过第一顾问，并在现场进行过指导。
（二）、朱舜水的满清观
虽然居日期间朱舜水的日本观变化显著。然而终朱舜水一生，他的满清观却一直以仇恨为基调，不曾改变丝毫。
当安东守约问及明室致乱之由时，朱舜水乃作《中原阳九述略》，悲情相陈：“中国之有逆虏之难，贻羞万世”。可见，在朱舜水的心目中，“中国”和“满洲”是两个水火不容、彼此对立的词眼儿。“满洲”，不过“奴虏种类”“先年李宁远以奴隶儿子畜之”者也。然而明朝覆灭，“满洲”竟掠得“中国”。一时间，“中原陆沉，天倾地坼，狂澜尽决”，这在朱舜水看来，不啻又是一件“天纲绝，地轴折，人理灭”的人间悲剧。
具体而言，朱舜水认为满清之变华夏，总共有十大害。1、东人之害，自江以北至南京。东人即满人。此处言明满人作乱为害的范围之大。2、沿海有防边、养兵、藏匿、接济之害。这是对满清血腥镇压江南抗清活动的控诉。3、近海有造船、帮工、值匠之害。这是对满清铁蹄南下江南之时，滥征徭役而给当地人民造成的苦难的揭发。4、签发舵梢之害。同上。5、内地有签派船料、搬运木植之害。同上。6、省会近城各郡有放债举息、买官附营之害。这是对满清巧设名目，强行搜刮民脂民膏的暴政的控诉。7、仕宦有配发上阳堡、宁古塔之害，并入旗披甲之害。这是对满清为迫害中国士大夫而实行的流放政策的批评。8、买官但计有钱，不问色目之害。这是对满清有意制造的民族歧视政策的怒斥。9、打老鼠之害。这是对明火执仗的满族妇女的针砭。10、拆房屋之害。满清军队每到一处，必拆人房舍，不管人之死活。导致很多人流离失所。这十害，全是为朱舜水所痛斥的满清犯下的罪行。可能其中有夸大不实之处，但至少可以说明，在朱舜水眼中，满洲人与魔君无异，他们残虐中华，荼毒万千，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。
愤恨可能是一时间迸发而出的冲天怒火，也可能是纵然天长日久，也挥之不去的深深怨念，后者较之前者，更具稳定性和弥散性。朱舜水对满清的仇视差不多可以归入这一类怨念式的仇恨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他的仇恨多有流露。如朱舜水的弟子安积觉在《祭文恭先生墓文》中写道：“盖先生恒虑胡虏之蹂躏故土，泣下霑襟，发上冲冠。”
一个人的晚年，那是生命中最为恬静的时刻，过去种种恩怨，种种仇恨，在此时似乎都可以放下了。但耄耋之年的朱舜水依旧怨恨着满清，仇深似海，不见消退丝毫。临终之前，都还幽愤积身。据《舜水先生行实》记载，“庚戌，先生以桧木作作寿器，制度周密，漆而藏之。先是每岁欲用油杉制之，而终无良材称意者，故以桧木代焉。乃谓门人曰：‘我既老在异邦，自誓非中国恢复，不归也。而或一旦老疾不起，则骸骨朽败。后来倘有逆虏败亡之日，我子若有志气者，或请之归葬。”
总之，朱舜水居日后重塑的华夷思想，就其日本观而言，确有变通之处；而就其满清观而言，不可不谓保守。一者变通，一者保守，自我矛盾之严重，自不待言。
二、朱舜水的自我矛盾的由来
上述已言朱舜水居日后所塑的华夷思想存在着严重的自我矛盾性。究其原因，笔者以为，其日本观之变，系其个人经历特殊，能在感与知中重归华夷思想的古蕴。而其满清观之保守，则与其独特的士人价值观和超常的民族主义有关。
（一）、日本观的成因
假设朱舜水没有东渡日本，或是被时“禁留唐人已四十年”的日本政府拒之门外，想必其日本观也不会有后期的剧变。但幸赖上苍庇佑，朱舜水在海外漂零之际，最终得以在日本找到一处政治避难所。
舟山沦陷后，朱舜水在中国再无立足之地，只好漂零于海，赴日本避难。但此时的日本幕府对朱舜水又是猜忌，又是警惕，并不愿意接受他。而日本学者与日本幕府不同，他们极其景仰这位来自中华的高人。他们奔走斡旋，恳请幕府能够留下朱舜水。周折近一年，幕府同意破格开禁，允许朱舜水留日。留日既准，日本学者对朱舜水又是照顾有加，比如安东守约，他对朱舜水贴心之至，分出自己一半俸禄，用以供养朱舜水，还年年赶赴长崎，拜访朱舜水。苜宿等日本学者也纷纷解囊，供朱舜水用度。这一切让朱舜水感动不已，但更让朱舜水感动的是，这些日本学者还对其以师事事之，让他得以在域外施展平生抱负，广推文教。朱舜水到江户时，就连声名藉藉的德川光国也“亲执守弟子礼”。朱舜水感叹，“宰相源公破格知遇，深于骨肉至亲。”应该说，朱舜水的日本观的转变始于其对日本学者的观感的转变。在朱舜水看来，日本学者并不是目不识丁的蛮夷，相反，他们不仅是虚心好学的学生，还是德才并茂的君子，更是向他雪中送炭的恩人。
留日日久，朱舜水越发觉得日本“取与有义，辞让有礼，富而知方，仁而好勇，洋洋乎有大国之气”。他评价道：“今贵国幅员广大，千倍于滕，而百倍于丰镐，而物产又甚饶富，至若以风物礼义为欠者，则建学立师，乃所以习长幼上下之礼，申孝弟之义，惟期锐志举行之。仆生于越而贯于吴，周之东夷也，摈而不与中国之会盟者也。断发文身，侏离椎结，以御蛟龙魑魅者也。仆荒陋不足数，然自汉以来，文物轨章何如者？今日之吴与越，则天下不敢望其项背矣。举凡亘古圣帝明王之都，贤哲接踵比肩之乡，亦拱手缩胸而逊让之矣。顾在作人者何如耳。岂以地哉？”在这里，朱舜水把日本比作了自己所居的吴越之乡。其以为春秋时期落后的吴越相比于先进的中原，也是蛮夷之属，但后来，吴越异军突起，反而成为了中华的前驱。相应地，若日本大行正统的中华文教，则其亦可成为一个域外中华。当朱舜水闻知“国京江户有设学校之举，甚为喜之”，他激动地对安东守约说：“贵国诸事皆好，只欠此耳。然此事是古今国家第一义，如何可以欠得？”今贵国有圣学兴隆之兆，是乃贵国兴隆之兆也。”
实际上，华夷思想作为中国儒家学说之一，其本意认为文化要高于种族。华夏之所以优越于夷狄，就是因为华夏的文教要比夷狄先进。《论语》里说，孔子曾欲居九夷，闻者大感惊愕。孔子说：“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。”孔子言下之意表明，只要有君子去九夷之地推行教化，九夷也可以迈入文明门槛。此即所谓以夏变夷。纵观中国历史，华夷思想的这种意蕴常常能体现于族群的融合演变之中。比如春秋时期中山国，本是鲜虞族所建。鲜虞按种族应该归列于北狄。但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华夏文化，也和华夏同轨了。然而在明代，土木堡之变而后，中国的“华”“夷”斗争十分激烈。在北疆，明朝先后受到蒙古和满洲的侵袭。在东南沿海，明朝又饱受倭寇的骚扰。于是明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变得格外强烈。有明一代的华夷思想的意蕴也较之前大为不同，它几乎可以等同于民族主义。然而朱舜水居日期间，日本学者的真诚，日本国家的开化，日本与中华的神似之处，都深深打动了他。他不由感叹，在日本“仿佛见故国风味”。而其日本观终重归于华夷思想的本来意蕴。
（二）、满清观的成因
尽管朱舜水能够在日本观上重归于华夷思想的本来意蕴。但其独特的士人价值观和超常的民族主义情绪，让他的满清观显得极其保守。
朱舜水以为中华文化本身已经在明季呈现出衰亡的趋势。这是因为它的载负者——中国的士大夫执政团体的堕落。这里，朱舜水道出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特殊地位。在政府位居要津的士大夫们，不仅要负责管理四民，还要承担文教，躬身践德，以为社会楷模。一个良好的士大夫政府，其德如风，对内可化万民，对外可服四夷。但是令朱舜水沮丧并痛恨的是，在明代末年，士大夫政府腐败透顶。其时“官以钱得，政以贿成”。文教也随之堕坏，民心也随之背离。在这样的情势下，满清入寇了，平民百姓只为“泄一朝之忿”，而全无保卫明朝之心，遂使满清长驱直入，如入无人之境，终致华夷之变。
日本人问朱舜水：“明季，先生交游之际，必有怀义秉志而不屈虏廷之士，若能有礼招之者，肯至日本乎？”朱舜水怅然而叹，答道：“倘国君好善，厚礼招贤，自应有至者，但患移风易俗，近来人士既已剃头辫发，甘心从虏，虽筑黄金之台，恐来者无乐毅、邹忌之徒也。”在这里，朱舜水认为满清终究是落后的夷狄，它入主中国，恶化并固化了中华文化的衰象。在满清入主之前，中华已失其本貌。但假令士大夫集团能够改过自新，良好的文教能够再振，那么，失去的民心就能够重新凝聚，崩溃的中华也能够浴火重生。然而“华夷变态”后，大明的衣冠文物制度尽毁。故国面目全非，只成了一个渐行渐远、伤感缠绵的惨淡影像。于是朱舜水的民族主义情绪变得更加强烈，乃至超常。定居日本时，每当谈及满洲人，总能勾起朱舜水创巨痛深的亡国记忆以及怒发冲冠的民族仇恨。他觉得，若满清不逐，则中华只能永远堕落，沦为满是犬羊腥味的蛮夷之国。
三、对朱舜水居日时期的华夷思想的评价
所有思想都有是非之分。朱舜水居日时期的华夷思想自然不能例外。笔者拟于此就其日本观与满清观聊作评价。
（一）、日本观的是非
上述已表，朱舜水的日本观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，认为日本蒙中华文化之膏泽既久，典章文物制度与中国相像，完全可以成为不逊色于中国的华夏之国。这种观念突破了傲慢的中国本位主义，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不可不谓惊世骇俗。同时，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到朱舜水朴素的国家平等理念。在《与陈遵之书》中朱舜水说道：“世人必曰：‘古人高于今人，中国胜于外国’是眼界逼窄，作此三家村语。”
但是物生有二，笔者以为，正是朱舜水的日本观，导致了近世日本版中华意识的恶性膨胀。
日本版中华意识在形态上表现为神国意识。有关“神国意识”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贞观十一年，这一年朝鲜半岛上的新罗，突然袭击了日本筑前那珂郡。《日本三代实录》载：“我朝久无军旅，专忘警备，兵乱之事尤可慎怒。然我日本朝所谓神明之国，神明之助护赐。”自从以后，日本人一直视自己的国家为“神国”。日本南北朝时，弘扬南朝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石之作《神皇正统论》在开卷处就写着：“大日本神国，天祖始开基，日神永传统，唯我国有此事，异朝无此类，故曰神国。”可见日本人自视甚高，一心想经营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体系。然而当时强大的中国并没有让日本的企图得逞。丰臣秀吉执政时，日本不自量力，与中国交锋于朝鲜，结果以惨败告终。经这一役，日本的神国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，朝野上下从此长期处于失败的阴影之中。但明清之际的华夷变态，让日本震惊不已，强大、先进、文明的中国居然被弱小、落后、野蛮的满族征服了。日本遂觉得自己有理由再次祭起东亚领袖的大旗。只是此时的日本还不是很自信。直到朱舜水东渡，这位中华来客新塑的华夷思想给了日本人极大的自信，把日本从自卑当中彻底解救了出来。自是日本的中华意识又开始膨胀。很明显，这种膨胀是恶性的。德川光圀在《大日本史》中竟狂妄地宣称：“伏惟太阳攸照，率土莫匪日域；皇化所被，环海咸仰天朝”。后又称捍卫中华文化的天职已经移命于日本。德川光圀是朱舜水的得意门生，有此意识，与朱舜水的华夷思想关系颇大。
到了近代，朱舜水的华夷思想都未失去其生命力，它被一些著名的日本学家吸收并加以发挥。比如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动说，在某种程度上沿用了朱舜水的华夷思想。他认为，在古老的中国，其古典的中华文化已经衰落了。而日本作为中华文化的正统继承者，被上天赋予了新的使命，即继续弘扬这一伟大的文化。
最终，膨胀的中华意识扭曲了日本民族的心性，为罪恶之花的绽开提供了思想土壤，为其日后罪恶的侵略行为做了文化注脚
（二）满清观的是非
虽然朱舜水在看待中日关系时，已经突破了国家、民族之界限。但是朱舜水自始至终未改变对满清的敌视。
事实上，满清在入主中国之时，的确把中华世界带入了一段血雨腥风的恐怖岁月。清初的圈地、民族屠杀、文字狱，等等，无不骇人之至。但是，当满清的统治进入康熙朝后，其高压而残酷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大幅度调整。满汉之间的隔阂渐渐消弭，大多数汉人，甚至是汉人中的精英，都认同了满清政府的统治，而反过来，满人在与汉人的交流中，也像之前入主中国的游牧民一样，迅速被同化，很多满人甚至丢失了自己的母语，只能讲一口汉语。一言蔽之，在经过激烈的民族斗争之后，中国出现了“满汉一体”的局面。而且，满清时代的汉文化虽历遭暴劫，但其文脉并未被切断。甚至汉文化在满清一代出现了对宋明汉文化的强烈反动，一补前朝之空疏，玉成了精深而流长的朴学文化。另外，由于满清统治者本身拥有特殊的民族身份——他们本身也是游牧民——因而在对其它游牧民群体或者非汉族群体进行治理时，拥有汉族统治者所没有的感召力和信服力。平心而论，满清在少数民族地方设置的统治模式在今天看来都是卓有成效的。而这些最终又促就中国境内的民族融合的新态势：蒙古的王公率领部众加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；新疆和西藏也同样成为了中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（有必要指出，在安史之乱之后，中国的汉人政府就长期丧失了对新疆地区的统治权）；西南的土司被撤销，既加快了西南土著与内地民族融合的进程，又促进了内地对西南地区的开发。综上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现代中国的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格局是在清代奠定的。对之，日本学者杉山正明也曾指出，正是满清延续并发展了始创于契丹帝国的一套内陆帝国统治模式，才使小中华突破了原来的容量，进阶为大中华。只是朱舜水激于民族义愤，又矢志于卫士夫道，以为满清强迫汉人改变发型、更易衣冠，堕灭文教的罪行，永远不可饶恕。而且，他据此认为这种改变在绝对意义上导致了中华文化的蜕变，让中国成了一个丧失正统的中华形式的中国，在这样的中国之中所蕴的中华文化自然也失去了纯正的意味。所以，无论怎样，带有沉甸甸的关于正统的明朝的历史记忆的朱舜水，是怎么也不会放弃对满清的仇视的。
结语
笔者以朱舜水的华夷思想为研究内容，认为经历明清“华夷变态”的朱舜水，在思想上发生了剧烈的痉挛，对其旧有的华夷思想，进行了重塑。但这种重塑既有变通者（其日本观），也有保守者（其满清观）。究其原因，笔者以为，其日本观有如此之变，实系朱舜水个人经历特殊，长居日本，能够在感与知当中重归华夷思想的古蕴。而其满清观如此，则与其独特的士大夫价值观和超常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关。物生有二，朱舜水居日后所形成的华夷思想也难免其是非。就其日本观而言，其颇具朴素的外交平等思想。但又导致了日本版中华意识的恶性膨胀。就其满清观而言，其对满清的敌视和批判，自有道理，然而纵观清史，反观其认知，也可知其有偏激之处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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